本报记者 孙文晔开云体育

明清档案一直深藏大内，数百年间“九卿翰林部员终生不得窥见一字”。清末民初，它们同国运全部跌宕滚动、险象环生：末代居摄王因碍眼决定烧掉；北洋政府将8000麻袋当废纸卖掉；日本“满铁”公司和燕京哈梵学社争相保藏……围绕这批档案，半个多世纪出场东谈主物可谓各色纷呈。

最终，这些档案在一众文东谈主志士的保护下，成了历史筹商的“金矿”，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居延汉简全部，并称为近代文献史上的四大发现。

如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保存明清档案最多、最好意思满的单元，计有1000万件（册）。不外，建馆史还得从“八千麻袋事件”提及。

内阁大库内景

内阁大库外景

从大内密档到八千麻袋

档案的价值安在？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望望《康熙传位遗诏》就知谈了。

九子夺嫡，雍正继位，曾激励清史学界的耐久论争，胡适将此案评为“清朝第一大案”。民间神话雍正改了康熙留住的遗诏，把“传位十四子”改成“传位于四子”，挤走了十四弟，奏效当上了皇帝。

而在展出的遗诏中，对于传位是这样写的：“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东谈主品雅致，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诏书根底莫得“传位十四子”或“传位于四子”这样的字眼。况兼，这份传位诏书由满文、蒙文和中语辞别书写一遍，根本莫得矫饰的可能。

原始文献足以阐发，“雍正加笔更动遗诏”不外是众口铄金。

再深究下去，问题又来了。康熙遗诏中，有物化前口述的部分，轮廓了我方的安居乐业，但没提到秉承者，全文昭告六合时，雍正还是即位了。因此，仅凭遗诏来阐发康熙躬行采用雍亲王为秉承东谈主，又不够充分。

想解开谜题必须有新的陈迹，本年5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筹商所陈熙远筹商员发布了最新恶果：他在整理史语所典藏的内阁大库档案时，无意发现一份外在朴素、唯有9页，且多处涂改的档案，封面写有5个大字《紧要补遗档》。

究竟是什么事那么“紧要”，非得荒谬写成一份档案？经多方比对后发现，这是乾隆在改良《世宗宪皇帝（雍正）实录》时，因为对父亲继位历程——荒谬是40天嘱托期——的表情起火，因此补充了许多细节。

这40天关系到雍正的继位争议，身为男儿的乾隆在主编实录时荒谬正式，因而列为“紧要”事务，需荒谬开一份清单补充改良。

陈熙远以为，最大的改变是：“乾隆修改了《实录》初稿，不再以康熙遗诏来强调雍正继位的正当性，仅提到由时任理藩院尚书的隆科多宣谕，奉告诸皇子继位者为皇四子胤禛。”

档案中的蛛丝马迹自大，康熙在驾崩前的体魄情景应该相配不好，健康的败落可能影响了他处置国是，包括遗诏事宜的身手。

另一个字据来自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的纪录，雍正曾向总理事务王大臣、大学士、九卿等官员通晓：康熙是在“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也就是说，康熙的秉承东谈主，是在离世之际才急忙决定。

乾隆对康熙遗诏“冷处置”，不外分强调或防备于遗诏，是因为他知谈，康熙帝辞世时并未躬行说明最终遗诏。

在《紧要补遗档》中，还补充了雍正处置康熙后事的细节，荒谬是和母后之间的互动，致力突显雍正的至孝之情，临了都收入定稿的《世宗宪皇帝实录》。

此外，《紧要补遗档》还通过紧要行径示意雍恰是最可能的继任者。举例康熙病重时恰逢清朝三大节之一的冬至，特任命时为雍亲王胤禛代理，赶赴南郊专揽祭天之礼，由此推断雍亲王应该是最获招供、最能接棒成为皇帝的不二东谈主选。

诚然新史料在解码雍正继位中仍有局限，但提供一个耐东谈主寻味的视角——男儿回望父亲何如秉承皇位的视角。乾隆的批示也从侧面说明，他把皇家档案看得空前绝后、不许别东谈主考察、改动。

乾隆朝，有个叫黄检的官员，在职山西按察使时，为了标榜爷爷黄廷桂的好事，果然把录有雍正和乾隆朱批的奏折底稿暗里刊刻，印刷了二十部，手脚礼物送给了巡抚巴延三等官员。

这下可触犯了“天条”。乾隆连下数谈长谕，严斥黄检之“大肆”行径，骂黄检为博取虚名，私改先帝朱批，擢发可数，令革去其巡抚之职，严加议处。

其实，不是黄检更动了朱批本色，而是雍正在钦定颁行《大义觉迷录》时，对朱批进行了修改。雍正以为朱批“一字一板皆出朕之心想，无一件假手于东谈主”，之是以刊刻发行，那是要“教东谈主为善，戒东谈主为非”。

但在乾隆看来，《大义觉迷录》公布大内密档，反而让流言深化东谈主心。交班后，他不仅回收终结了《大义觉迷录》，对朱批等档案也管控得更严。

不仅乾隆，他的先祖，更是下令焚毁了大都明代档案和许多入关已往形成的对清朝不利的老档。其后根据政事形貌的需要，又不停更动实录，以至于堆满了朱批红本和实录的内阁大库成了禁区，“九卿翰林部员，有终生不得窥见一字者”。

这禁区就窝在紫禁城东南角，文采殿之南，西连内阁大堂，是两座不起眼的砖楼，由明代的文渊阁和藏书楼改建而成。内阁大库从属内阁，由典籍厅掌管红本及竹帛表章，满本房掌管实录、圣训、起居注、汗青偏执他档案。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大库因年久失修，出现了严重渗漏，凡被雨淋的档案，仅保留了光绪元年以后的“备改日考查”，其余统统焚化，“以免堆积”。现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顺治、康熙、雍正时期的档案残缺严重，就是因为光绪年间烧掉了不少。

大库还没来得及修，八国联军就攻入北京，这事一阻误就是十年，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一刹坍塌一个角，才不得不再次提上日程。

要修缮库房，天然得先迁移档案。年代近一些的档案迁至内阁大库对面的文采殿，其他来不足迁移的档案，暂时仍围聚存放于库内。

刚巧溥仪登基，醇亲王载沣要查清初居摄庆典的惯例，好快活一下。可霉味实足的大库，屈指可数的档案，一时刻哪能寻见？醇亲王很不悦，当即拉下脸发话谈，“花了许多时刻，要找的档案莫得，碍眼的竟是些没用的东西，留着这样多没用的档案干什么，还不如终结了吧。”

醇亲王一声令下，部属东谈主哪敢薄待。于是，大都所谓“毋庸”的档案被挑拣出来，露天堆在内阁大库外的庭院中，恭候焚毁。它们中，乾隆、嘉庆、谈光、咸丰、同治五朝的红本朱批档案就有16062捆。

内阁大库终年闭锁，外东谈主极难一见，此番清算很快引起文吏们的深嗜，有东谈主在其中翻找出名东谈主的科举试卷，还有东谈主翻出了档案中混杂的宋元残本。

一次饭局，阁下学部的张之洞问学部参事、甲骨文众人罗振玉，大库里为何会有古籍？罗振玉当场进呈《文渊阁书目》，陈情说：“内阁大库即明代的文渊阁原址，藏书好多，诚然颓残，仍应保存。”张之洞正想筹办“京师藏书楼”，听说内阁大库中古籍竟占三成，立即奏请将库中竹帛划给学部。

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收书时，只见大庭中堆满了红题本，“高若丘阜”，况兼多依年月划定，捆扎整皆。他唾手取两本来看，一册是乾隆时漕运总督上奏的簿子，一册是阿桂征金川时的奏章，如斯寥落的文献，果然都是待焚之物，不由让他又惊又痛。

罗振玉再向张之洞乞助，经张之洞高下奔跑，终使200多万件从大库移除的档案都划拨学部，免于火劫。

由于这批档案数目高大，“非木箱五六千不可容”，而学部经费有限，罗振玉又不肯意再找联结批经费，以免别生枝节，因而以有小破洞、无法盛米的米袋装档案，连续移到学部，存放于国子监敬一亭，一共用了八千袋，阔绰仅及木箱的十分之一。

蔡元培上书种植部“请将清代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

鲁迅嘲讽当局的糟与偷

辛亥改进后，北洋政府盘算开拓历史博物馆，遂在国子监竖立了筹备处，“八千麻袋”天然成了它的统帅。

那时的筹备处主任胡玉缙，并莫得把这些档案当宝，反而视为大空泛。原本，堆在亭中的麻袋在不停地减少，作案者是那些雇来的工役打杂者，这些东谈主多更无长物，把麻袋中盛装的档案倒在地上，只暗暗裹带着麻袋到外面铺子里换酒喝。

这让谙熟前朝典故的他想起故宫武英殿的故事。武英殿里曾藏过一副铜活字，其后宦官们争相偷盗，偷得“不亦乐乎”。待到王爷与主事的大臣要来西宾的时候，深感不妙的宦官就放了一把火，不但铜活字不见了脚迹，连武英殿也一同烧了个精光。

麻袋被盗过多，敬一亭岂不是要旧调重弹？于是，他马上找我方的顶头上级，去有计划一个或迁移，或整理，或终结的目的。谁知专管这项事务的社会种植司司长夏曾佑，比胡玉缙更懂得前朝旧故和“国粹”奥密，听罢当即摇头拒却。

鲁迅从民国元年进京，便在种植部任职，这个“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的夏曾佑是他的顶头上级，因此对二东谈主扯皮的细节颇为明晰。

按他的说法，夏曾佑“是知谈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天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至至于烧掉，倒是六合太平；倘一加东谈主为，一‘办’，那就公论欢快，不可开交了。截止是奇迹的东谈主成为众矢之的，流言和质问，百口也分不清。是以他的见地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拉扯之下，麻袋们在国子监又静静地躺了几年。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存放。

1918年，北洋政府种植总长傅增湘上台，他是藏书家，听说档案里藏着宋代古籍“海内孤本”，便派出几十名部员，与历史博物馆职工、苦力合兵一处，对8000麻袋内阁档案给予整理。

整理时，档案仅分为“灵验”和“毋庸”两部分，工东谈主如捡获书籍，则赏给铜钱40枚。但见数十东谈主闹哄哄挤着，用小木棍疏漏地拨拉着摊得一地的多样档案，最终草草检出敕诰、廷试策论等外不雅细密的存于午门楼上，其余则仍用麻袋装了，堆积到端门门洞中，视同废纸。

奉这位傅总长的指派，时任种植部佥事的鲁迅和另外一东谈主，搬了二十麻袋到种植部，并驯服在其中寻宝。随后又搬了若干次，搜拣历程中，种植部官员们常在故纸堆中战斗，有时将桌上拣出来的东西拿走，退回时，时时比先前少一丝。

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中对答如流地记叙：“余于戊午（一九一八）长教部时，发敬一亭所庋内阁红本麻袋，拣出宋残本数册，命储之历史博物馆中。其洒落于厂市者，李椒微（李盛铎）收到数册，余亦收得二册。”

宋版书那时的价钱已是一页一两黄金了，不外，跟着傅增湘“离职”，这批档案又无东谈主问津了。

1921年前后，北洋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筹备处成了无娘的孩子，工资一直欠着。“满口漂亮京腔”的旗东谈主主任和他的几位同寅，顺便打起了“八千麻袋”的主意，撺掇种植部，干脆将“毋庸”档案卖了。

第一批卖掉的，是朝房主侧存放的明永乐至万积年间档案，几万斤，经过一些纸商竞价，临了被十几个白纸坊商东谈主结伴，以3000多元的标价购买到手。

这批大清为昌明史而搜集的档案，从此永恒流失。第一历史档案馆相沿的明清档案1000余万件（册），其中明代档案唯有3000多件，可见有多寥落。

第二批出卖的，就是存放在午门表里两侧朝房和端门门洞内的档案，计有14.8万斤。西单牌坊路南的同懋增纸店，以4000银圆购得。

如斯大都的档案，同懋增天然放不下，于是另租了善果寺，用作临时仓库。据贵府纪录，拉货那天，同懋增共派出了50辆马拉大车，每辆车上都插有一面黄色小三角旗，旗上盖有历史博物馆的印记。车队从天安门内起运，经过长安大街，出宣武门，临了到达广安门善果寺。一齐上戎行重振旗饱读，东谈主喊马嘶，景象煞是壮不雅，引得无数路东谈主驻足不雅看。

这样子大肆出奇，却莫得引起时东谈主的堤防。难怪鲁迅慨叹：“中国环球的东西，确实袭击易保存。淌若当局者是新手，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

罗振玉出资将档案从新围聚在京津

明太宗实录

罗振玉救宝反挨骂

善果寺临街，格外吵杂。同懋增纸店就地吆喝着，把档案手脚废纸零卖。甫一开张，便卖出了一千斤。

次年二月，已成为前朝遗老、客居天津的罗振玉有时间到北京奇迹，在琉璃厂发现了“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档案。他立即相识到，此物定出自清内阁大库。

一番盘回想底，临了在友东谈主金梁的匡助下，他找到同懋增纸店。

此时，档案还是被雇主渍水捆扎成包，差东谈主运到了定兴与唐山两地的纸厂，正准备化成纸浆，制造“还魂钱”。罗振玉听罢，心急如焚，泄漏愿将这批“废纸”全部高价收购。纸店雇主本来嫌空泛，一听有意可图，才改变格调，管待转售。

对于罗振玉究竟花了些许钱，历来说法不一，多数以为是1.2万元，但罗振玉本东谈主却另有说法。买下档案不久，他在写给法国粹者伯希和的信中提到：“辛亥国变，民国仕宦尽行卖去，弟闻其事，乃以2万金购得。”

不管1.2万元，如故2万，都不是极少目，罗振玉四处举债，才将档案从新围聚在京津。他的一又友兼亲家王国维，已往曾在上书斋行走，知谈这些档案的价值。他们全部组织十几个东谈主，对这些档案进行了选拔性的整理编目。

跟着《史料丛刊初编》连续印行，“八千麻袋”的故事也越传越神，宫中所藏明清档案慢慢被众东谈主所知，为学界所存眷。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永劫刻，专门致函种植部，“请将清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筹备处留在午门上的“宏构”，计有62箱，1502袋，这才归到北大国粹门下。北大还为此竖立“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阐明”，胡适、李大钊都有参与。

1925年7月，王国维在清华演讲《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常识》，他说“当天之时间，可谓之发面前间”，并将“内阁大库之竹帛档案”列为最紧要的发现之一。

同庚，北大国粹门也出了恶果，整理出档案52万多件，出书档案汇编多种，为那时的清史筹商提供了大都的史料。

明清档案随“八千麻袋”插足公众视线，1925年10月10日竖立的故宫博物院，也专门下设了文献馆，可谓我国第一个近代风趣上的档案馆。1930年，那些仍封存于深宫的内阁档案，被文献馆领受，占原内阁大库档案的65%。诚然气运多舛，但内阁档案“大多归了公家”，总归是莫得流散。

可惜的是，王国维不久便千里湖自裁，失去经济开首的罗振玉，也已无力相沿此项整理，只好忍痛割爱，为内阁档案寻找新主东谈主。

1927年9月25日，上海《申诉》刊登了一则不足40字的音书，引起山地风云。全文为：“昨年罗振玉照废纸价收买去内阁档案8000袋，罗已出售予日本东谈主松崎，即日出运。”

松崎是日本学者，曾为“满铁”大连藏书楼搜围聚国古籍，在中国粹界有相配的闻明度，而“满铁”作为日本侵华的一个紧要谍报贵府中心，早已污名昭著。

以北大阐发马衡为首的北京学界立即群起攻之，借助新闻媒体兴师问罪，并上书国民政府，坚强禁止将这批民族文化瑰宝运出京津。

偏此时，《北新》半月刊发表了蒋彝潜《论档案的售出》一文，为罗振玉辩解，还说国立藏书楼“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斗殴的到手往返总得阔绰掉好多”。在这样的配景下，鲁迅愤然提笔撰写了短文《谈所谓“大内档案”》。

国民政府闻讯，派出农矿部参事李宗侗等一干东谈主马赶赴查办。这才发现，罗振玉早在1925年，便将全部档案以1.6万元的价钱，卖给了保藏家李盛铎。

不管是松崎我方的回顾著作，如故“满铁”档案均自大，《申诉》音书是空幻子虚。然而，就是这则音书，让罗振玉于今包袱骂名，甚至器具书、教科书也以此为定论。

傅斯年提议档案整理“十二条”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故宫文献馆同仁单士元（右2）、单士魁（右5）、王梅莊（右4）、律振声（右6）等先生在内阁大堂整理明清档案的情形。

陈寅恪怼古董商

李盛铎不仅有倒卖敦煌遗书的前科，况兼还曾和傅增湘全部从“八千麻袋”中淘宝，将档案弄到手后，他本以为可搜寻出宋代孤本，却不想在这星罗棋布的文档中，根本无从下手。他本就是文物商人，无心整理筹商，恰逢库房漏水，便想着马上转手。

马衡得到音书，日本、法国都有买家竞相购买，便写信给中山大学的傅斯年，请他出头。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是五四时期的学生首脑，组织动员身手一流，但因款项过大，也窝囊为力。

恰逢国民政府最高学术筹商机关——中央筹商院竖立，傅斯年入主中研院史语所，把清华五大导师中的三位都揽入所中，其中就有国粹行家陈寅恪。

1928年9月，傅斯年在上海请胡适及新婚的陈寅恪午餐，席间谈及内阁大库档案，陈寅恪说“国史之责托于洋东谈主，以老式心扉言之，国之耻也。”。

陈寅恪的话令傅斯年夜不可寐，当晚就上书蔡元培，力陈收购大内档案的三冒昧义：“（一）此一段文物，不至脱色，于国有荣。（二）明清历史得而整理。（三）历史语言筹商扫数此一得，声光顿起，必可勾引学者来协作。”

在这封信里，他还指出档案的价值场地：“盖明清历史，私家纪录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事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尔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

蔡元培接信时，行将卸任，仍千方百磋商拨出两万元经费。谁猜想，经费还没到位，又传出燕京哈梵学社准备买下这批档案的音书。

李盛铎见两家机构鹬蚌相危，立即拿出“无商不奸”的恶棍气概，泄漏非三万元莫谈。

心地孤傲，从不肯出头求东谈主奇迹的陈寅恪，这回放下了国粹行家的架子，躬行与我标的来顶点愤慨的商东谈主在价钱、钱款等事务上调理游说、筹划筹办。

李盛铎与史语所商定，“大库档案中如捡得宋版竹帛残页，须交还渠”。陈则颇漫不经心：“我辈重在档案中之史料，与彼辈异趣，我以为宝，彼以为毋庸之物也。”

由于操心层层陈述延误时机，傅斯年甚至决定，淌若超出预算，就先行买下，再以既成事实倒逼中研院承认。尔后，经陈寅恪与李宗侗几次周旋，终于敲定，7000麻袋作价2万元均由中研院收购。

内阁档案的交游，是陈寅恪加盟中研院以来，为史语所具体经办的第一件大事，他也将筹商这批档案列为我方的责任。傅斯年在遴聘函上写谈：“闻先生于内阁大库档案中颇的紧要史料，有意裁剪，又得数种宣布之蒙古史，想考校之，无东谈主钦佩，颇想早不雅厥成，以树筹商史学之表仪。”

1929年8月，李盛铎转让的档案全部运到午门西翼城楼。至此，这批15万斤的档案在几经盘曲迁移、甲捡乙盗、湿潮霉烂、虫蛀鼠啃之后，只剩下12万斤了，其中还有褴褛不胜者约5万斤。

为了整理这些档案，陈寅恪有意在北平城内租借了一处浩瀚得意的四合院。除在清华讲课外，他大部分时刻都在北海静心斋办公，指导史语所历史组东谈主员如徐中舒、李光涛等整理内阁档案。

这年9月，傅斯年与陈寅恪筹划竖立了“明清史料编刊会”，另聘史学民众朱希祖、陈垣以及年青的学术中坚徐中舒为编刊委员，拟了一个高大的出书磋商，准备一边进行整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将寥落史料公之于世。

陈寅恪明慧史料验证，博学多识；朱希祖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参加了北京大学国粹门内阁档案的整理；陈垣时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掌管文献部，联结、有计划了清宫档案的整理。有这三位学者镇守，史语所的责任可谓一骑绝尘。

作者岳南在《南渡北归》中写谈：“这是陈寅恪一世在生存上最得意，精神上最得意，学术上最有创见的极盛时期。”

史语所整理出来的未上架档案

工东谈主正在将内阁大库未经整理的档案搬出，准备装箱。

傅斯年与新史学

1929年9月驱动的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发行责任，不仅使史语场地短时刻内“声光顿起”，亦为起步未久的清史筹商始创了新的范式。

受西方当代学术浸润的傅斯年，提议“史学就是史料学”的不雅点，强调筹商重心应当放在发掘新材料方面。他在《历史语言筹商所责任之风趣风趣》中称：“一言以蔽之，咱们不是念书的东谈主，咱们仅仅上穷碧落下阴世，握手握脚找东西！”

为了保证严谨高效，档案整理之初，傅斯年就制定了看似严苛的“十二条”。他将整理东谈主员分为6股，每股由布告员会同工东谈主两名责任，逐日责任8小时、高下昼各固定休息20分钟，凡责任时刻即闭锁大门，袭击相差，室内亦袭击交谈。

针对档案碎屑化的问题，整理又分为七步，费时最多的是去灰与铺平。李光涛在《明清档案与清代建国史料》一文中回忆：

咱们乃是整天的8小时都在字纸堆里爬进爬出，一派片的字纸都要张开细看的。况兼这些字纸都是几百年的旧物，附带的尘土又荒谬多，每一麻袋或席包倒在地上时，尘土便腾起多高，室内差未几犹如烟雾一般。不说别的，单说这些麻袋在咱们整理完毕之后，所装的灰土便有120余袋，堆在午门前端门门洞内，每袋灰土最少以100斤谋略的话，也就共有1.2万斤之多了。

最令徐中舒等夷犹的是数目巨大的档案残片，约占总额的三分之一，李光涛曾尝试缀合了若干题行稿与誊黄，有连缀数十片而成的，淌若都这样作念太用钱，又不可轻视丢弃，只可暂时装袋封存。

档案的初步整理，按罗振玉预言：十夫之力约十年完成。照此估算，史语所的25东谈主至少需要4年，但史语所仅用一年，就完成了初步整理，将全部档案八成按照年代分类清算。二次整理的主要任务是分类上架，至1932年年底完成，整理上架的七万余斤档案已编辑简明目次，可按年索要。李光涛回忆：“责任这样之快，天然如故那十二条文矩定得太好了。”

1931年，《明清史料》甲编出书，这是内阁残档大限制发行问世之始，蔡元培躬行撰写小序，品评“已往的修史者之滥用迂回的材料，而忽略告成的材料”，希望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不错“开些以后注重告成史料的习惯”。

本着“学术为公”的想想，《明清史料》所刊档案不拘体例、本色，在整理历程中检得“以为值得流畅于世”者，即抄录付梓。正如傅斯年在《风趣风趣》中说的：“咱们仅仅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天然光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莫得材料便不出货。”

这些遗落在历史隙间的散珠碎玉，本是弃物，但经精良抚弄，尽心筛选，感性分析，果然使许多历史真相珠联玉映。史料不雅的巨大变化，使清史筹商也面庞一新。

清室对于入关前的往事曾耐久笼统，汗青纪录纤悉无遗。北大国粹门的学者们借助大都清初档案，怒放了清初筹商的新意境，揭开了诸如“下嫁多尔衮”等清初谜题，其中孟森与郑天挺可为代表。

李光涛则以先得月之便，在《史语所集刊》先后发表一系列著作，检阅清入关前后史事，如萨尔浒之战等，也被学界称为“档案史派系”的前驱。

这红火的局面，随1933年热河死灭，平津时局垂危而告终。3月25日，史语所除了负责内阁档案的第一组外统统迁往南京，陈寅恪、徐中舒等仍在北平连续整理。

对于档案是否南迁，徐中舒与傅斯年是有不对的。傅斯年深恐档案毁于战火，他对李济泄漏，“此一批史料所系不少，若竟失之，弟何颜对院？……国是至此，吾等书素性命真不值一文钱，希望任内无大错误则死可瞑目矣。”

徐中得意知，一朝南迁，之前的整理责任就全付诸活水了，一切必须重新驱动，因而不肯意停驻来。仿佛是在与斗殴暗影竞走，第一组孤军作战，在1935年还发行《明清史料》乙编、丙编各十册。

傅斯年不再逗留，命李光涛将档案择要装了一百箱，约为总额的四分之一，与文籍古物全部南运。他们先迁长沙、后迁昆明、临了落脚在李庄。

李庄物质十分匮乏，时常饥肠辘辘，即便如斯，李光涛和王崇武等仍在整理大库档案及《明实录》中结出硕果，仅仅因为莫得印刷设备而未能刊印。

战后，这批档案总结南京，1949年又随中研院迁往台湾，直到1951年方全部开箱，从新进行登记整理。因为这段经验，傅斯年被东谈主戏称为“搬家先生”。

朱批红本

“原料”滋补明清史

史语所挑剩下的约5万斤，1700麻袋档案，则恒久存放在午门和端门，1952年被领受，归故宫明清档案馆相沿。

这批“吃之不得、弃之可惜”的“宝贝”让新中国关系部门和众人无奈了好几年。直到1958年，国度档案局竖立3年多，以为不可再让麻袋们睡大觉了。由于兹事体大，国度档案局于当年3月份给国务院写了推崇。几天以后，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批示，痛快清算。

大限制清算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清算从3月l2日驱动。承担清算任务的是档案局的整体共青团聚，他们提议运用业余时刻，奋战百日完成任务。为了保存贵府，记录在案，清算历程拍成了电影。

这批麻袋堆在午门楼上快30年了，积满了灰尘。“呼啦”怒放一袋，灰尘扑面，连呼吸都贫瘠。不少档案已霉烂成团，发出一股股恶臭的气息，况兼还掺杂着破布烂草、烟盒、席片，都是当年一块儿扫进麻袋的。

天然也发现了不少有价值的东西，如明崇祯年间的科抄、行稿，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的修改稿残档。此次清算得到了皆燕铭、吴晗、王冶秋、吕振羽、翦伯赞等众人学者的细目。为了幸免形成逝世，众人们建议再复查一次。

第二次清算用了三个多月，参加的东谈主员更多，有国度档案局的干部，寰宇档案学习班的学员，北京艺术学院的学生，还有北京市22中、23中、3l中、43中的高中学生。

此次清算愈加精良，对那些零片、碎屑、残件都莫得放过。临了，把撤废的残件进行了分类，装成300多袋（好意思满的不到10袋），其中以吴三桂的题稿和郑奏效抗清的敕谕最有价值，其余的有1300多麻袋都为废品。

1958年9月25日，国度档案局给国务院写了清查推崇，并提议具体的处置建议，拟将三百余袋有价值的进行整理，大部分废品给予终结。国务院联结同道当天即作了指令：“痛快照办。原终结的1358袋中，淌若学校、筹商机关有情愿拿走一部分作为标本的不错补助。”

至此，经验了半个世纪的“八千麻袋事件”终于完结。

那些当年没随“八千麻袋”出宫，被故宫文献馆领受的内阁档案，1933年随故宫文物南迁，于1950年、1953年、1958年、1962年分批运回北京。1954年，档案馆又领受了北京大学、文科筹商院及历史博物馆遗存的脱落档案共1694袋又672箱。

如同百川入海，内阁大库档案除运到台湾的部分，如今大都会聚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作为专门相沿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和皇室档案的中央级国度档案馆，其前身就是1925年竖立的故宫博物院文献部。

回想史语所购入“八千麻袋”之初，傅斯年曾因档案整理“莫得什么紧要的发现”而稍表失望，李济问谈：“什么叫作紧要的发现？难谈说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莫得入关的字据吗？”傅闻之大笑，从此不提此事。

傅斯年物化后，李济回忆起这段讲话，仍有所感：“那时在史语所责任的同仁，民众有一贯通：一致痛快史料的价值统统在它自己的可靠性；可靠的进度愈高，价值愈高。就这一尺度判断史语所发行的四十本《明清史料》，莫得疑问的都占最高的地位。”

正如李济所言，当年整理、刊布、筹商内阁大库档案的勉力，不仅在1920至1930年代为清史学界始创了“档案治史”的新范式，其所提供的“原料”仍在滋补其后的清史筹商，于今而仍未衰。

南开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郑天挺阐发在《清史筹商和档案》中谈到，筹商明清历史比历代有优胜条目，这是由于明清的《实录》都保存下来了。

黄仁宇以大历史不雅的视角，筹商明史，竖立超越。他曾直言，他的奏效成绩于史语所“明清档案”的整理与公布，他从《明实录》中赢得了前所未见的史料。

古东谈主筹商历史，重文献轻档案。如清史众人戴逸所言“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明清档案却因“八千麻袋事件”被爱重，如今存世1000多万件，与殷墟甲骨、敦煌写经、居延汉简全部被誉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本文采写得到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档案学会原秘书长李松龄放浪匡助并供图开云体育，特此感谢！）

傅斯年内阁大库档案罗振玉发布于：北京市声明：该文不雅点仅代表作者本东谈主，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